在第十二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刚刚结束,双方为9月份举行的牵头人会面做准备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变卦,单方面声称将对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的关税。特朗普为何出尔反尔?面对美方突然的背信弃义,我们又该何去何从?8月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中美经贸问题研讨会上,多位与会专家认为,面对美国的贸易霸凌行径,我们应该做好自己的事,为中国经济的良好发展“打出一个未来”。
一、美国的出尔反尔有其必然性
在5日举行的研讨会上,与会专家纷纷指责特朗普在中美历时一年半的经贸摩擦中,多次出尔反尔,在谈判中缺乏诚意。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余淼杰在发言中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过去12轮的谈判中,有3次出尔反尔,背信弃义!”
在中国人民大学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孝松看来,特朗普近日之所以再次出尔反尔,突然宣布升级贸易摩擦,出于以下几点考虑:第一,通过对中国采取极限施压,来获取谈判的主动权;第二,逼迫中方在谈判过程接受美国的苛刻要求,并最大限度地让渡利益;第三,此举也是特朗普竞选总统的筹码,通过把中国作为武器,来抨击民主党及其总统候选人。
王孝松指出,从深层原因来看,此举实际上体现出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政府对中国发展模式的不认同,进而想通过贸易战来逼迫中国在道路、发展模式上朝着美国希望的方向改变。
“我们发现每次美国发起对中国的极限施压时,都是美国经济运行状态相对较好,而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艰难调整的时段。”南开大学前副校长佟家栋说。
他认为,在美方的判断中,中国似乎是完全经不起打击,只要重击一拳,就可以将中国经济击跨。因此,美国政府的“如意算盘”是,用美国可以承受的一时损失,击跨中国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使中国经济难以复苏,再现日本的“失落的十年”,从而拉大中美经济实力增长的距离,继续保持美国世界霸主的地位。
“美国为什么出尔反尔?这里面有特朗普个人的特质,也有美国多元政治体系的特征。”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刘元春在发言中表示,尽管在过去一年里,中美双方的谈判发生了三大阶段的变化,但在本质上,还是因为美国本身的单边主义和贸易霸凌主义要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转移其国内的结构性的问题和国际结构性问题。
“判断为什么特朗普会出尔反尔,从历史的逻辑和美国政治的逻辑来看,有其必然性。”刘元春说。
二、“打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良好环境”
面对美国在经贸问题上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在场专家们一致认为,要立足于世界秩序的重构以及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进行思考,为中国良好的发展环境“打出一个未来”。
“2018年3月爆发中美贸易战,不是单纯为贸易收支平衡来发起的,而是一个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的战略型贸易战。”佟家栋在发言中深刻地指出,美国以双输为代价,试图阻止中国快速崛起,从而阻止中国赶上甚至超过守成大国。
“这种贸易战将在各自难以承受之前,始终伴随我们。”佟家栋说,对中国而言,打打停停的贸易战、来自美国的外部压力将可能成为新的常态。此外,这种贸易战将延伸至科技战、金融战等,中国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中国能否在这一关通过和美国的斗争并最后取得胜利,实际上是中国崛起的标志。”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原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霍建国在发言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指出,中国要在国际社会上稳固我们的地位,扩大我们的影响,就必须从美国制造的矛盾当中化险为夷,并妥善解决好问题。“那是能力的显现,全世界都在盯着这件事,全世界都在看着中国的表现!”
而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看来,中美之间的竞争不单单是历史上老二与老大之间的竞争,更是关系到世界秩序结构的主导权之争。“这里面不单是经济的主导权,更重要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
因此,现场专家均表示,在这场贸易战面前,中国不能退缩。佟家栋指出,尽管中国被迫应对贸易战,将遭受经济的损失,致使经济、贸易增长的速度有所放缓,“但是我们要通过贸易战,展示中国经济的承受力,打出一个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良好环境。”他说,我们不愿意打,“但是为了给中国的经济、贸易及科技发展创造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良好环境,我们必须积极应对,坚决奉陪!”
三、以更高水平开放解决开放遇到的问题
面对中美经贸摩擦,中国应当如何应对?“第一,要有长期应对的心理准备;第二,要备战促和,做好长期贸易战的思维;第三,要积极应对中美经贸摩擦,推进高质量发展,进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余淼杰的一席话,道出了与会专家学者的共识。
“这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矛盾,我们要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霍建国表示,斗争的核心和关键是如何保持我们自己的定力,集中力量办好我们自己的事,保持中国经济稳中向好,以及不断地把握和提高我们在斗争中周旋的能力和应对的能力。
打铁还需自身硬,“做好自己的事情”被与会专家视为在复杂多变的中美贸易态势下“以不变应万变”的不二法门。具体而言,正如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洪俊杰所指出的,一方面,我们要搞好国内改革,尤其是以供给侧结构性为主线的深化改革。“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真正做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也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句话。”另一方面,我们要进一步扩大开放。“我们只能够以更高水平开放来解决开放遇到的问题。”
要想在贸易战中免于受制于人的困境,加强高水平的研发也是无法绕开的一环。王孝松介绍道,我国现有的研发经费总量已经越来越接近美国,但从细分数据来看,我们在应用型技术研究上投入的经费不足美国一半,基础研究更是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不重视基础研究,可能会在基础领域或原创性产出上受制于人,”王孝松警告道,为此,他建议我国要加强基础性的研发投入,产出原创性的领先技术,“到那时候,芯片不是问题,操作系统也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