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时起,明朝致力于加强海防,永乐十七年明军于辽东望海埚全歼来侵之倭,此后,海防较为平静。到了嘉靖年间,有这样一批日本人,他们曾被中国东南居民称为的“倭子”,但是,在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的眼中,他们却是“富于冒险精神的武士和名主”。
这些日本人为何会去海外冒险?不外乎两个原因:求生和求财。
当时的日本国内局势非常动荡,全国有68个国,是日本历史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战国时代”。各国为了各自的利益,不停的斗来斗去,一直持续了100多年。就连老百姓也参加了宗教组织“一揆”的造反。当时,农民不能种地了,渔夫也不能打鱼了,商人的生意也不能做了。与其等死,还不如去做海盗。所以,日本的九州就成了“倭子”的大本营。
当时的明朝,已经断绝了官方的朝贡贸易,所以,很多中国物品在海外是价格翻番的,一艘装满生丝的走私船开到日本,就等于运来万两黄金。日本沿海的大名、武士和富商们,当然心痒痒了,要不自己直接参与,要不就是间接的捐助,纷纷加入到了“海贼”行当。物产丰富的中国,也就自然成了日本倭寇眼中的香馍馍。
稍微懂一点历史的人都清楚,明朝嘉靖年间的倭寇大多是假的,日本人很少。不过,正是这些占了“三分之一”的真倭寇,才让东南沿海的老百姓们心惊胆战。他们有自己的路数,往往趁其不备时,张弓射箭,行动相当彪悍。倭寇的双刀利剑让官吏们很是畏惧,所以,一旦取得了真倭寇的首级,往往就成了一个很大的功劳,官兵会向朝廷递送报捷奏章。
不过,真假倭寇有时真的很难辨别,明代著名小说家冯梦龙在《喻世明言》中就形象地描画出了假倭寇。
倭寇的人员来源其实相当复杂,大的倭寇集团按照出身,可以分为三种:海盗、走私商或者日本豪族。而其他的就无法考据了。集团内部虽然没有严格的上下级关系,但是,基本是由幕后、首领、主力和附从这四部分构成。有意思的是,倭寇的大首领居然多数是中国的不法走私商,如:王直、徐海和叶麻等。而一线作战的倭寇主力,却是日本人。
由于,日本人作战凶猛,所以,打先锋和断后这些冒险活都成了日本人的差事。可以说,所谓的“倭寇”,其实,应该是一个“中日混编部队”才对。虽然,日本的真倭寇人数不多,但是,他们极具战斗力,史料上关于真倭寇的记载,都是用“桀骜和彪悍”来形容,“每战,辄赤体提三尺刀”,“斩其首,犹能匍匐数百米”。
一位嘉靖年间的官员,就曾在奏章中写道“倭未尝一日忘情于我”。这可不是指中日之间美好的友谊,而是调侃日本一直惦记着中国的丰富物资。而当时的日本,所用的很多必需品,都是产自于中国,如:屋内的布席,妇女所用的胭脂香粉以及丝绵等。大家都知道,货物就是倭寇的命,当时,倭寇最喜欢的货物就是丝绵。
丝绵的出产地是浙江的杭嘉湖一带,素有“丝绸之府”的美称。而正因为如此,此地就被倭寇盯上了,成了嘉靖年间倭寇袭击的重灾区。
嘉靖三十四年,一伙倭寇攻进了嘉兴崇德县。他们发现,一些个大户人家居然有丝绵仓库,狂喜不已。由于,当时的棉花种植还没有普及,普通的老百姓身上穿的只是麻纤维,而且,当时还流传着一种“说法”,不少中国人认为:日本气候闷热潮湿,只适合穿丝绸衣服,否则,他们的身上永远有汗。以至于,当时的丝绵在日本是最时髦的物品,仅有贵族使用,并且,日本丝绸产量还不高,所以,价格相当高,利润可高达十倍。
倭寇不仅仅抢劫丝绵,只要是中国物品都不放过,除了衣料类,日用器物类,如:针、铁锅、瓷器及女人的脂粉都是他们惦记的。当然,还有药材和书籍,很多佛经及医书包括四书五经也被他们带到了日本。财物只是倭寇抢劫的一部分,他们还盯上了人那些被抢来的“富人”,他们大多都是做了人质,在限定的时间内倭寇要拿到“赎金”。甚至,为了勒索更多钱财,这些倭寇甚至毫无道德底线去刨祖坟,将尸骨都当成了“摇钱树”。
而那些被抢来的穷人,下场只会更凄惨。他们往往被运到了日本国内,男子不是做了奴隶,就是被剃了头做前驱了。而对于女子,其命运基本就是“悲惨”二字了。明代使者郑舜功两次赴日,就亲眼目睹那些在鹿儿岛为奴的福建男女,他们吃不饱穿不暖,髡发跣足,生不如死。
直到嘉靖四十年,戚继光率戚家军等在台州九战九捷,歼入寇台州之敌。此后,戚、俞联合,基本肃清福建、浙江倭寇。嘉靖四十四年,戚继光与俞大猷二军配合,击灭盘踞在广东、南澳的倭寇,东南沿海的倭寇最后荡平 。史书所见的最后倭寇,在天启四年7月侵犯福建沿海。由于丰臣秀吉发布八幡船禁止令(海盗行为禁止)的影响,倭寇的活动开始减少。
参考资料:
【《近代中国对日怒称“倭寇”的历史考察》、《明朝“倭寇”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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