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封神演义》中最强的诸侯王是谁？

　　名著《封神演义》里，纣王对付下属四大诸侯王的态度颇令人玩味。他借北海军议之名，除掉了东、南伯候，并软禁了颇有民望的西伯候姬昌。纣王此举看似受了妲己以及奸佞之臣的蛊惑，做了一件糊涂事。其实不然。纣王醉翁之意很明确，即是制造矛盾，借机收编尾大不掉的从属势力。
        

　　有意思的是，西伯候尚未起身朝歌之时，似乎早已算到自己命运。

　　且看原著描述，“姬昌坐端明殿，对上大夫散宜生曰，孤此去，内事托放大夫，外事托于南宫、辛甲。随令人宣伯邑考至，吩咐曰，昨日天使宣诏，我起一易课，此去多凶少吉，纵不致损身，该有七年之难。你在西岐，须是守法，不可改变国政，一循旧章，弟兄和睦，若臣相安。毋得任意见之私，便一身之好。凡有作为，惟老成是谋。西岐之民，无妻者，给与金银而娶;贫而愆期未嫁者，给与金银而嫁;孤寒无依者，当月给口粮，毋使欠缺。待孤七载之后，灾满自然荣归，你切不可差人来接我，此是嘱咐至言，不可有忘”。

　　咋一看，姬昌是一位恪守君臣有序的诸侯王，温和地执行着“君有命不敢不受”的古老信条。不过细细琢磨，却并非如此。

　　不妨解构姬昌临行所言，大致包含以下几点信息。

　　第一，姬昌不仅知道此番会盟凶多吉少，而且推算将有“七年之难”。

　　姬昌何以知晓将来之事?按小说表面陈述，他有一套推演先天妙数的方法，即“易经之术”，能晓阴阳，知天数人运。但必须说明的是，在《西游记》、《封神演义》这两部神话小说里，尽管位于生态链顶端的诸位神仙，屡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自己有预言之功，但归根结底，无非只是对于三界里所积累的大数据进行触发式推算，而得到导向性的趋势分析，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预言。要不然，通天教主也不会签下最后导致截教全军覆没的封神榜协议，而太上老君和元始天尊也不可能在看似大功告成之际，被人塞着生吞了两颗断魂丹。

　　在这样前提下，姬昌不可能预知“七年之难”。解释只有一种，即是姬昌在暗示其长子伯邑考，以七年为期，其间能够脱厄最好，如若不然，切不要因私废公，以帝国气运为重，不要身临险境，最后父子皆成人质，并将西周推向两难的境地。

　　第二，姬昌虽用预言的幌子，给诸臣下了定心丸，但实则诸事难料，为防不测，其实他做了两手准备，离国之际，特别交待伯邑考要“一循旧章”，并定下辅助之臣，强调西周国事一切运行按既定方针，不得改弦更张，同时，着重声明“弟兄和睦”，立伯邑考为西周预备之君，暂统西周之事，预防祸起萧墙，为商汤帝国的暴力收编留下可趁之机。

　　第三，姬昌通过对于商汤的情报收集，知道纣王在得到宠妃苏妲己之后，干了诸多荒唐事，早已同民心背向而驰。而西周的国策，必须要反着来，尤其对于社会底层人民，必须要从国家层面上进行精准帮扶。显然，姬昌清晰地认识到，民心是帝国兴衰的内核。他要积累民望，收买民心。

　　而姬昌的真实用意，远不止这些。“无妻者，给与金银而娶;贫而愆期未嫁者，给与金银而嫁”，看似民生关怀，实则鼓励生育。看得出来，姬昌在倡导休养生息的同时，也在积累人口，这位颇有远见的诸侯王清楚地知道，在冷兵器时代，决定一个国家国力的最重要因素，便是人口基数。也就是说，姬昌在进行规划长远的备战。

　　那么，问题来了。姬昌明知此行凶险万分，又有将商汤立为假想敌之意，为何在生死关头，却偏向虎山行呢?道理很简单，西周此时羽翼未丰，尚没有同商汤帝国彻底决裂的实力。刀在项上，他不得不行。

　　但厉害的人，能够在危机里寻找良机，最后转化成胜机。

　　姬昌无疑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此番西行，也并非一无所获。其一，可以起到麻痹纣王的作用，也为西周最终崛起争取了发展时间。其二，可以深入商汤腹地，实地考察朝歌官政民风，做到知己知彼。其三，借机渗透商汤帝国内部，在百姓生活圈里，很好地树立一个同纣王截然不同的示范型君主形象。

　　而事态的发展，也正如姬昌所预估。

　　纣王虽然有诛杀四大诸侯王之意，但碍于各宗阻力，仅杀其二。姬昌虽然遭到软禁的待遇，囚禁于羑里，但他逆来顺受，口无怨言，给纣王留下了谦躬顺良的良好印象。这也为他后来能够顺利归返故里，打下了坚实基础。而这长达商汤七年的蜗居时光，给了姬昌充分了解假想敌的机会，也正因如此，姬昌“刑满释放”之后，马上对症下药，颁布各项针对性的法令，并广发求贤令，也为后续的交战做足准备。同时，姬昌的温良现身，给商汤百姓留下了良好印象，极大地拓展了个人影响力，打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诚如原著描述，“羑里军民父老牵羊担酒，擒道跪迎。父老言曰，里今得圣人一顾，万物生光。欢声杂地鼓乐惊天”。

　　由此可见，在小说《封神演义》商汤、西周两大阵营的高手较量中，颇有智慧且行事激进的纣王虽然占得先机，不过，处事更为老辣的姬昌，却是最有可能笑到最后的那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