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宜航《中央党校学习笔记》出版
和此前的《延安笔记》《井冈山笔记》一起构成了“学习三部曲”
即便是时光的河流淌过了76年,回望滋萌于巍巍沂蒙的“少奇之问”,依然振聋发聩。
那是1942年,沂蒙根据地被封锁、蚕食、压缩为“一枪就可以打穿”的狭窄地带,山东工作陷入敌强我弱的被动局面……刘少奇权时救急,昼夜调研后问山东分局:为什么没有取得对敌斗争的优势?为什么没有树立起基本群众的优势?为什么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
“少奇之问”,驰魂夺魄,重若千钧。山东分局无隐无饰:没有做好群众工作,没有通过群众斗争推行减租减息,没有让群众得到真正的实惠!
时任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肖华,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刘少奇的“按语”:党是无产阶级,是群众的儿子……所以,我们的党无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是要与劳动群众结合起来,依靠自己的群众……我们脱离了母亲——群众,就会同希腊神话中的安泰一样,随时可被人勒死。
一问、一答、一按语,心向光明,语挟风雷,八百里沂蒙自此焕然一新。当黑夜被雄鸡唱白,当百族共骈阗,我们再来想,“少奇之问”,其实就是群众工作之问,考的是党群关系,求的是群众路线。他一定深深地明白,党群、干群关系是个要命的事,处理好了就血肉相连、水乳交融,处理不好就水油分离、水火不容。
纵观我们党近百年的奋斗历程,的确可以说党最大的政治优势就是密切联系群众。什么时候党的群众路线执行得好,党群关系密切,我们的事业就如日东升;什么时候党的群众路线执行得不好,党群关系糟糕,我们的事业就惟日为岁。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对党群干群关系的思考、追问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影响较大的除了“少奇之问”,还有另外“两问”——
一个是“挨骂之问”。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时天降大雨,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在会场被雷电击死。事后,一个农民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保安部门听闻后极为震怒,要把此事当反革命事件来追查。毛泽东知道后,立即制止:“你们倒是应该调查老百姓为什么会骂我们?”调查小组到固临蹲点两个月,发现由于边区军政人员太多,征收的公粮增加,老百姓负担过重,产生了不满情绪。《固临调查》报告指出:这些情形如不改变,则要进一步深入与加强我们的工作是不可能的。此事触动毛泽东开始反思政策,这也正是发起轰轰烈烈大生产运动的动因之一。
一个是“耿飚之问”。1991年7月,老一辈革命家耿飚重返曾经战斗过的陇东庆阳县(即现在的甘肃省庆城县)。一天晚饭后,他住的招待所外忽然人声鼎沸,黑压压来了一大群老百姓,投诉一些县乡干部,怎么劝都不肯走。耿飚深为痛心,便召集省地县的干部开了个会。他先讲了一件往事——50年前他任副旅长的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就驻扎在这里,部队供给处一个副处长抢劫群众东西后畏罪逃跑,被追回后,旅部决定将其枪毙。老百姓也是黑压压来了一大群,跪下来哭着为这个副处长求情,说共产党都是好人,就饶了这个同志,让他戴罪立功吧。耿飚反复说明八路军的军纪,可老百姓一个也不起来。最后,耿飚只得流泪接受群众的请求,改为其他处分方式。故事说完了,耿飚激动地大声问道:“现在我要问问今天在座的你们这些人,不管哪一个,如果犯了事,老百姓还会替你们求情吗?!”全场鸦雀无声,有人不禁泪如雨下……
这“三问”,直指腹心之疾!哪怕到了今天,也需要它划破长空,常在我们耳际响起,叩问我们的心灵。“从来治国者,宁不忘渔樵”,让我们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告诫:“一个党员,如果与群众距离远了,就与党拉开了距离;心中没有群众,就不配再做共产党员”,“党员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是领导干部的主人,这个关系任何时候都不容颠倒!”
“三问”,山高水长,永志不忘!
原载2018年6月13日《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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