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伟：抗通缩 中日欧各有其道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表明，中国也面临着通缩的现实风险。中国去年12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同比增长1.5%，为5年来新低。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同比下滑3.3%，连续34个月下降。

除了美国在酝酿货币政策正常化，其他主要经济体——日本、欧洲和中国，都面临着通缩风险。抗通缩，“三国演义”各显其道。

2014年底，日本央行决定继续推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实现通货膨胀率2%的既定目标。再次组阁的安倍政府，也将第二次消费税提高的期限延至2017年4月份，凸显“安倍经济学”治理通缩的任性。欧洲央行面临着成员国内部的争吵，尤其是德国的阻挠，但其货币政策放水的趋势是显然的。欧元区一面要防通缩，一面要警惕成员国内部可能再起的债务危机。

中国迎来新常态，2014年11月份还实施了降息。尤其2014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财政政策继续积极、货币政策稳健但要“松紧适度”——这四个字颇具意味。这让观察家们认为，中国货币政策可能进入了“松”的轨道——降准、降息、SLF、MLF可能轮番上阵。

对于中国式通缩，各大机构有不同说法，譬如英国金融时报的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影响说，如美银美林的产能过剩说。笔者以为是综合因素所致，即在内外两个市场不景气的客观因素下，中国主动的改革调整，导致现在的中国式通缩。

通胀与通缩，不管来自外部市场还是内部诱因，都需要相应的政策去调整。在日本，应对通缩的办法相对简单，即采取美国式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猛药急治的方式，设定一定的通货膨胀率（2%），不达目的不罢休，哪怕债务冒顶。在欧洲，由于有主权债务危机的前车之鉴，在货币政策放水上不会像日本一样大撒把，但除了量化宽松也别无良策。但欧元区毕竟存在内部牵制，货币政策的效率和效果也就打了折扣。

中国式通缩，治理手段相对多元。

首先是政策定位。中国现在是新常态，新常态的主要任务是化解中国经济面临的“四期叠加”沉疴：经济增速由高到低的换挡期、落后过剩产能的消化期、金融改革的瓶颈期和改革调整的转型期。这一期间内，中国经济增速可以适当降到“中高速”（7%~7.5%区间内），货币供应和需求要素亦可维持在相对低点。中国通缩从要素层面评价可能具备典型的通缩特征，但从主动的政策调整看，和日欧通缩相比却是“非典型通缩”。从通胀目标看，中国的3.5%和日本的2%也非一个层次；从政策执行力和政策效力言，欧洲和中国也无可比性。

其次是政策手段。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双重手段运用得心应手。中国财政政策一直维持积极，不仅在于中国有充裕的财政，更关键的是中国依然处于前工业化阶段，基础设施建设依然具有相当空间。日本和欧洲“大干快上”方面既无腾挪空间也无政策用武之地——前者要靠地震的自然破坏才有机会，后者基础建设也已饱和；更重要的是，基础设施建设的执行力在日欧面临着民间、舆论场、政党博弈和国会的掣肘。

在中国，这轮经济周期的副作用看似源于2008年抗危机的大投资。但上一波的投资主要聚焦于房地产和落后产能层面，而且导致地方融资平台的无序扩大。现在的7万亿投资规模相对聪明，即投入到信息电网、油气等重大网络工程、健康养老服务、生态环保、清洁能源等领域，不是制造新的产能过剩。本次投资除了公共财政，也向民间资本开放，更节制了地方融资平台的“借钱买增长”。稳健的货币政策既然可以“松紧适度”，货币政策在2015年还有更多的降息、降准空间。

2015年的中国经济，是强改革为主还是稳增长至上？海外机构依然议论纷纷。李克强总理近日在广东考察时明确支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以改革开放和结构调整推动经济提质增效。由是观照中国经济，还是要有宏观视野，不能局促于小数据。从小数据看，中国经济应该抗通缩，而且似乎也要像日本和欧洲那样，加入到货币政策宽松的大军中去。但中国有自己的政策节奏，和日欧没有可比性。

对中国而言，强改革还在路上，调结构任重道远，稳增长又是迫切现实，故而政策手段注定是多措并举。货币手段去通缩，不过是政策小插曲而已。

（作者为察哈尔学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