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公务员工资体系不合理 难达基本生活标准

网易财经11月2日讯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今日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第12届改革论坛上称，由于公务员工资体系的极其不合理，导致形成了一些灰色的空间。

他称，如果没有及时配套地建立一个非常有效合理的薪酬激励机制，今后这个问题可能会非常严重，一方面真正能干的有理想的这些人就不在政府干下去了，因为现在政府的薪酬体制，不要说体面的生活，就是基本的生活都难以达到。这种情况下，真正的一批非常能干的、有理想的公务员可能就会离开公共部门，这对我们国家的发展是很大的损失。

演讲实录：

薛澜：非常感谢今天有机会参加研讨会，刚才听了一些发言，非常受启发。因为时间压缩了，对深化改革的成果就尽可能简要说，首先，三中全会明确了关于国家治理这个命题，而且全面提出了深化改革的任务，可以说中国进入了新一轮的改革高潮，而且现在很多措施都雷厉风行在具体推动。

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几个方面。第一，现在总体大家比较乐观，比较急于求成。前两天我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顶层设计与泥泞前行，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这个泥泞前行，是1959年曾经有一位公共政策研究的非常知名的美国专家写了一篇文章，他讲政策性改革其实不会是非常科学的设计、非常完美地推动，实际上这中间会有大量的不确定性。在这个过程中，还会有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而且有时候可能要抓住机会，另外你设计得很好的推进，往往很难真正执行。当时讲的是美国的一些政策改革经验，这篇文章成为我们公共政策领域非常经典的一篇文章，很多国家政策改革的实践基本上都是验证了他的这个分析。

中国的实际情况也是一样，习近平总书记在好几次讲话中也特别谈到了，中国的改革有形形色色的藩篱需要拆除，有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的纠结需要去解开，有更多的潜规则需要提防。所以这个改革过程，可能不会像我们想象的有一个总体的设计方案，然后我们就一帆风顺地往前推进。所以，如果我们真正在2020年形成一个基本的制度框架，那就非常了不起了，所以也许我们需要有一个非常清醒的估计。

第二，我们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科学规律还得需要进一步认识。实际上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中国的改革是很多层的叠加，有人讲我们是三期叠加，有各种提法。这些问题的叠加使得中国改革的复杂性是前所未有。有时候，表面的现象我们看到了，但是真正的判断很难抓到。

举一个例子，传统公共政策里讲的是政府失灵，像我们有公共产品的提供，有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有外部性的问题，像环境污染是典型外部性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政府通过公共政策的手段来解决。但是可能其他国家的公共政策没有碰到中国的事，一方面是市场失灵，但是另一方面是市场不完善，中国还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所以，我们还存在产权不清楚，可能存在市场主体还没有发育起来等等问题。所以我们往往有时候把这些问题混淆了，可能问题明明是市场发育不健全，我们认为它是市场失灵，所以政府的手就伸进去了，我们想通过行政的手段来解决，最后延缓了改革，把问题拖得更糟。另一方面，本来政府应该公共政策手段坚决地跟上去，但是他认为是市场的事情，政府就不做了。所以我们看到了很多问题，但是对问题的本质没有抓到。政府的作为、政府的失灵和政府的体制不健全，是同样的问题，社会建设也是这样。对问题的根源，我们没有认识清楚，然后匆匆忙忙地开药方，最后改革是要走回头路的。

第三，改革目标路径选择的困难。现在大家讲得非常多的是我们深化改革的核心是调整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但是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在不同的公共事务当中怎么样有机地组合，其实在全世界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有一个学者把关于政府到底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治理，把它归纳成全世界有四种模式，一种是“空心政府”模式，这种模式下，政府的权力和权威主要被市场和其他的政治组织来分割，政府的实际作用非常有限，形成了一个“空心政府”。还有一种是“去治理化”的模式，这种模式追求的治理的越少越好，不仅政府减少规制，而且包括企业和社会组织之间自我治理也是越来越好，非常强调纯市场的作用。三是以政府为中心的治理模式。政府是合法权力的中心，在公共事务当中要发挥非常积极主动的作用。还有一种是大治理的模式，把各种治理模式综合起来。那么，从国际经验来看，也没有说哪种模式一定就是金规铁律一成不变的。

在中国的情况下，在不同的事务当中，政府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市场能够发挥什么作用，社会发挥什么作用，并没有一定之规。不同的地方，正好清华公管学院NGO研究所最近做了一些社会治理的调研，发现温州的模式可能跟成都的模式不一样，成都的模式可能和北京的模式不一样。就这种组合，到底什么是我们的目标模式，我们现在还在探索的过程当中。

下面一个问题，政策执行方面，积极推进和科学合理之间的矛盾。改革这一年过程当中，已经出台了很多改革的措施，在这个改革措施推进的过程中，实际上在很多部门和地方具体执行方面，一刀切的比较多，这个大家可能都有体会。这样的话，很多政策其实是很难作为一个制度长期执行下去的。我们这次深化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形成比较稳定的一套制度规范，但是现在这种制度的政策制定，可能没有经过充分科学的论证，所以这样政策的出台，执行起来就会有面临很多实际的问题。像关于政府官员出国的问题，关于出差的规定，包括干部培训的一些规定等等，很多情况其实是跟实际情况之间还是有差别的。

我想，这样一些政策执行下去，肯定过一段时间会有一些方式要做调整。但是如果我们很多的政策都是这样猴皮筋，那很有可能降低改革政策措施的威信，对我们最后形成一个稳定的制度是非常不利的。

另外，单边推进与整体方案配套协调。刚才实际上永年也已经谈到了，现在我们很多改革需要整体配套的推进。本届政府上来以后，在政府职能转变、简政放权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削减很多审批。这些是非常重要的，也激发了市场的活力。但是有没有测算一下，事前监管放松以后，事中事后需要去加强，需要去增加多少力量去加强。这些问题是要有科学规律的。

比如说我这个企业可以注册，不需要经过审批，事后监管方面，监管机构有没有这样的能力，这些方面不是靠一纸行政命令就可以解决的。我正好看到最近财新杂志上有一篇关于环境保护的文章，环评有很多弊病，但是通过一个社会的环保组织，他们持续不断几年的检举，最后把这个问题揭出来了。那里面报道，实际上相关部门其实没有足够的精力去关注，其实问题很简单，要想去发现，这些完全是公开信息，但是我们环评方面存在巨大的问题，是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去发现，我们政府部门没有及时发现，说明我们目前存在的这些问题可能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