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 的疾病都无法治愈，我们该如何与它相处？

　　我 30 岁那年，做了 5 年医疗记者之后，又在国内最好的互联网医疗平台丁香医生工作，但当我听到妈妈癌症转移时， 我仍然和 16 岁时第一次听到母亲的被确诊癌症的消息时一样，张皇失措。

　　面对母亲的疾病时，我所受过的职业训练毫无用处。和多数中国家庭一样，我们家先是隐瞒，爸爸甚至请妈妈的主治医生开了一张假病历。

　　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坐下来，和妈妈一起面对，问问她想要什么，我们能为她做什么。无论有多少本医学伦理书告诉我，坦诚相告才是最好的选择，我当时仍然在内心认同了爸爸和阿姨们的判断：不要告诉你妈，她会垮的。

　　后来，我才意识到，我和爸爸是因为自己无法面对这种局面，采取了无限拖延的鸵鸟战术。

　　妈妈是个很细心的人，2001 年被查出宫颈癌之后，她每年都会做例行体检。14 年来，她和她体内的癌细胞和平共处安然无恙。

　　直到 2015 年，她开始频繁地腹泻，然而多次肠镜都显示一切正常。

　　这也是医学的局限性所在，你无法探查身体的每一角落，你悉心地保养身体，例行体检，也逃不过命运的一击。

　　直到开腹，才发现肿瘤已经在整个腹腔弥漫，这时，妈妈已经彻底失去了手术和治疗的机会。

　　或许是我从杭州特地请假回家引起了她的疑心，或许是多年的医务工作者的经历（她在一家医院做过多年的护士），又或许是女性的直觉，她要求看她的病理报告。

　　实在瞒不住了之后 ，妈妈比我想的镇定许多，她说她想搏一把，要去北京一家中医院治疗——我和爸爸咨询过北京和家乡的几家三甲医院，其中几位医生都是家庭的朋友，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到了癌症这个阶段，积极的治疗只是徒劳无功的挣扎。

　　妈妈在十几年前宫颈癌手术之后，陆续买过这家中医院出产的「中药」——说是中药，实际上拿的是（健）字号批文，这也意味着，它其实是保健品，而非药品。

　　她很相信这家医院，医院的创始人给自己冠上了让人眼花缭乱的头衔——教授、名誉教授、各种癌症协会的会长，央视上有他的访谈，在国内国外各种奖项的评比也频繁出现他的身影。

　　这家医院的接线员告诉妈妈，他们的「冲击疗法「是针对她这样的晚期癌症研发的，效果很好。

　　我做医疗记者那几年，写过一些批判医疗骗局的稿件，理智上我完全能分清，这个医院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局。

　　我小心翼翼地向爸爸和阿姨们解释，这应该是个骗子医院，但我用在文章上说服他人的那套逻辑严密的分析方法在家庭是完全行不通的。

　　二姨说了一句话，如果是钱的问题，她来出。二姨并不知道，我曾经咨询过结肠癌的靶向药物爱必妥（这是一种昂贵的药物），妈妈的主治医生摇了摇头说，女儿的心意很好，只是没有那个必要了。

　　我听出了二姨语气里的责备，微弱地表示异议之后并没有坚持再说这家医院是个骗子医院， 并不是担心道德压力，而是我终于了解，这是妈妈的希望和心愿，是她撑下去的动力，而我做不到亲手打破她唯一的希望——哪怕这个希望是虚妄的。

　　我和爸爸陪着妈妈在北京东郊的这家「中医院」住了下来，这里的「医生」建议，先做一个疗程为期 4 周的冲击疗法，大约费用在 10 万块左右。

　　所谓的冲击疗法，不过是每天输几十种不明成分的所谓中药而已。

　　看着混黄的液体流入妈妈的身体时，有那么一瞬间，我心中甚至升起某种天真的期望，期望这些药物真的可以治好妈妈，或者只是给她一些虚无的精神力量，是不是也可以让她多活一阵子。

　　我知道，妈妈那么希望能活得久一点，她每天早上 6 点半起来，一个人绕着医院的院子走上半小时，只是为了能稍微锻炼一下身体。

　　这间「医院」的「生意」不错，病房几乎都满床了。这家医院虽然是家私立医院，但也是被纳入了医保的定点医院，北京市民在这里就诊，还可以得到一定额度的报销。

　　在医院住到第 20 天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爸爸说服了妈妈，还是妈妈已经心灰意懒，一个疗程没有结束，妈妈决定出院，可是我分明看到了妈妈眼里的失望。

　　妈妈说起她碰到的来自一个四川的、长期在外务工的 40 岁左右的女性， 为了在这间医院接受第二轮「冲击疗法」，已经借债了十几万元。

　　「她家条件那样，都还在治呢。」

　　我听得出妈妈话里的意思，但是我一句话也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对于我和爸爸对这间医院的保留态度，我不知道妈妈是如何认定的，直到最后，我们并没有交流过这个话题，因为要开启这话题，必然要谈到最后的死亡，当时的我没有勇气。

　　离开这家骗子医院后，妈妈没有医院可去了。在家乡的那家三甲医院住院的后期，医生催了几次，让妈妈出院。我在杭州定居，这里的医院我们也住不进去——没有医院愿意收下一个晚期癌症的病人。

　　对于多数中国人而言，治疗是疾病的全部意义之所在。当疾病一旦失去了治疗的机会，无论是病人，还是亲人，都失去了在这个世界的坐标。

　　我们不属于那个正常的国度，疾病密实的牵引力将生活推出了正常的轨道；我们也不属于疾病的国度，这个国度里所应该有的熙熙攘攘的医院，白大褂和手术刀也将我们隔离在外 ，我们属于被世界驱逐的一家人。

　　我并不确切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只是一个夏天午后，我辞掉了工作，回到了老家，现在想来，这应该是我在面对妈妈的疾病时，做得唯一一件正确的事。

　　妈妈的身体迅速衰败下来，她不再像在那家骗子医院里那样，还抱有希望，还愿意定期进行少量的运动。

　　家里静得可怕，在一个个夏日闷热的夜晚，妈妈躺在床上不发一言，爸爸吧嗒吧嗒地在客厅里吸烟，我在另一间卧室里，一次又一次地下定决心，明天要跟妈妈好好谈一次。

　　在那混乱的几个月里，本该是这个星球上最亲密的三个人已经无法面对彼此。

　　白天不那么难熬，妈妈的好友每天上午固定来看望她，外婆和小姨分别在午后和傍晚来，有其他人在的时候，气氛比较轻松，聊起十多年前我干过的蠢事，妈妈偶尔也会摸着我的手，笑出声来，只是我们从来不谈当下。

　　我的幻觉又一次出现了，我觉得这闷热的夏天也许是不会结束的。

　　可夏天还是结束了，我心里演练了千百次的那场谈话终是没有完成，她没有再催我要孩子，我没有告诉她我爱她。

　　我们没有告别。

　　我完全被疾病打懵了，给我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

　　和疾病相处，也是一项技艺，需要反复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