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市委组织部长去世后 人们看到他的家都震惊了

（原标题：这位市委组织部长去世后，人们看到他的家，都震惊了）

一对从万里之外的俄罗斯带回的茶杯，孤零零地放置在武汉市水果湖一幢老楼二层的房间里，再也等不到它的主人开封启用。

已经入住武汉沙湖附近人才公寓大半年的留汉大学生李波，再也等不到为他们操持尽快住进公寓的那位长辈来实地看一眼。

家住武汉市新洲区凤凰镇毛家冲村的87岁的孤寡老人郭桂荣，再听不到“儿子”嘘寒问暖的话语，在“儿子”关心下盖起来的新平房，也盼不到他再上门看上一眼！

10天紧张的出国引才，行程1．8万公里，辗转3个国家5座城市，24场公务活动。回国来不及倒时差，就投入到工作中。在三个饱满的工作日后，2017年8月9日下午，武汉市委原常委、组织部长杨汉军突发心脏病倒在办公室，人生定格在55岁。

杨汉军（前左二）带队在深圳考察（2015年10月27日摄）。

“回首往事，最令人欣慰的不是当年有多大权力，而是你为党和人民干了几件实事好事”

“这么好的人，怎么说走就走了，该我这个老婆子替他去的啊！”得知杨汉军因公牺牲的消息，郭桂荣老人在家里抹眼泪。

毛家冲村是武汉市委组织部的精准扶贫联系点，郭桂荣老人是杨汉军的包保户。

2016年1月27日，杨汉军看望郭桂荣老人，“一进门，他就拉着我的手，问我身体好吗？”郭桂荣老人至今还记得杨汉军第一次进她家时的情景。那是2016年的冬天，一进门他就像自家儿子一样，弯下身子看看灶台、揭开锅盖，然后摸床上的棉絮厚不厚。土坯房四面漏风，屋里屋外一个温度，在被子里睡半天睡不起热气，这些，杨汉军都记在心上。

5个月后，郭桂荣老人搬进新居，杨汉军又来看望她了。临走，杨汉军动情地和老人说：“就把我当成您的儿子吧。”

杨汉军常说：“官当得再大，终有一天要退下来。回首往事，最令人欣慰的不是当年有多大权力，而是你为党和人民干了几件实事好事。”

去年初，武汉市委提出“红色引擎工程”，重点打造“红色物业”，让党组织在基层活跃起来。不同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组织部管干部管党建管人才，怎么又来管物业？”

“有的党组织进不了门、入不了户、说不上话。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百米’，把关怀送到居民身边，才能夯实党的群众基础。”杨汉军很坚定。

武汉市江汉区和平社区建成于上世纪50年代，建筑年久失修、租户众多，曾因基层党组织涣散被点过名。

去年3月的一天，一个穿灰夹克的中年人来到社区党员群众服务中心。

“说了解一下情况，走到办公室，拉了把凳子坐下，就和几个年轻人聊起来。一个人一个人问，从哪里毕业的，收入如何，有没有听说过‘红色物业’。”社区党委书记郭利回忆道。

聊了近一个小时，临走时，中年人告诉郭利他是组织部的杨汉军，留下自己的电话，说有困难找他。

经过反复调研，杨汉军提出“红色物业”具体实施方案：对老旧小区，通过政府出资新建、依托现有国企重组、引入民企参股等模式，实现物业托管；把党员大学生派驻到物业“墩墩苗”，作为基层后备干部培养。

随后，“红色物业”全面铺开。19家公益性物业公司陆续组建，进驻500多个老旧小区，1500多名毕业生竞聘“红色物业”岗位，很多来自“985”“211”高校。

武汉市东西湖区稻香社区鑫海花城，“红色物业”整治坑洼地面，修复池塘污染，多年来的“脏乱差”局面变了；青山区钢花村街117社区，住户家里的自来水不再是“涓涓细流”……

对此，中组部高度肯定：党建有思想、有温度、有色彩。

杨汉军曾说过：“我也住在没有物业的楼里，要从我身边看变化，但不能只抓我那个点。‘红色物业’全市覆盖，自然延伸到我家，才算到位了。”

杨汉军因公牺牲后第二个月，他住的那幢老楼也有了“红色物业”，楼梯间里没了小广告，灯泡坏了也不用住户自己换了。然而这些，他却看不到了。

武汉市委组织部研究室的李磊至今依然清晰记得，在建党95周年“支部主题党日”活动上，杨汉军讲过的一段肺腑之言：“不忘初心，意味着责任如山。这个责任，就是我们在入党宣誓时的承诺。不忘初心，要做到奉献如常，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983年12月9日，21岁的杨汉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入党志愿书中他写到，“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每一步都凝聚着党的心血。小时候，党教给我从小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我还受益于高考改革，在大学里接受了更为系统的党的教育。所有这些都使我感受到，党是抚育我成长的慈父！”

因公牺牲两个月后，杨汉军被追授为湖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

杨汉军（右）在武汉市新洲区调研精准扶贫和灾后重建工作（2016年10月14日摄）。

“要把官做淡、把事做精、把人做大”

武汉市水果湖一幢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老楼，爬上昏暗的楼梯间，二楼就是杨汉军的家。墙上水渍的痕迹，门下面开裂的白漆，能看出年头的蓝色布艺沙发，让人很难想象这是一个正厅级干部的家。

“大家都不知道杨部长家住哪里，牺牲后去他家吊唁，看到那个样子，真是太震惊了。”这几乎是所有认识杨汉军的人不约而同说的话。

在到武汉任职前，杨汉军曾担任过省委组织部的秘书长，期间管过分房子。“只要他有一点私心，不可能还住在这里。”同事说。

组织部长位高权重，经常有人打听他的爱好。在一次大会上，杨汉军说：“如果一定要问我喜欢什么，那就是喜欢干事的人。”

有人到办公室，临走时递上两条烟，他当即拒绝，连人带烟送出去。推不掉，就请工作人员代为上交。同事休假外出，带回一盒家乡的茶叶，他不收，还不忘补上一句，“不是针对你一个人，规矩不能破了。”

送别杨汉军时，武汉市委组织部里的许多年轻人回忆起他和大家的最后一次集体谈心。那次谈心，他说：“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做官、做事和做人的关系－－把官做淡、把事做精、把人做大。”

每逢过年过节，杨汉军家总是锁着门。有人打听到住处后来“拜访”，家里人就躲在屋里，不敢出声。杨汉军曾说，这样虽然给家里带来一点不便，但可省去当面回绝的尴尬。

不收人礼物，对别人却充满温情。武汉市委组织部办公室的欧阳俊告诉记者，逢着过年，会收到杨汉军给他孩子的压岁钱。牺牲前不久，杨汉军从俄罗斯考察回来，还给他孩子买了俄罗斯套娃。

“别人是给领导送礼物，我是收领导礼物。这样正派的领导，从哪儿找啊。”欧阳俊说完，沉默了。

杨汉军的外甥在武汉上大学，毕业时问舅舅，是在武汉还是去外地发展。杨汉军勉励他，好男儿志在四方。

侄儿知道，舅舅不会为亲人谋私。此后，几个侄儿侄女都在外地发展。

杨汉军的母亲去世后葬在老家湖北仙桃。每年清明，不管多忙，他一定会回去上坟。他不和地方打招呼，地方的官员只知道他回来了，但从未见过他本人。

杨家的祖坟在一个偏僻的地方，逢着雨天，道路泥泞难走。地方上想修一下这段路，被他婉言谢绝。

“我讨厌一切虚伪和狡猾的东西，因此总希望自己能做一个作风正派的人。”在他大学毕业材料的“自我鉴定”一栏，杨汉军写道。他用一生践行了诺言。

“墨守成规、四平八稳，日子虽然过得轻松，但党的事业难以发展，就是不负责任”

“组织部收到的举报信变少了，自荐信变多了。”武汉市委组织部经济干部处处长李保旗谈起这几年的变化时说。

变化的原因，要从一项特殊的人才政策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