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裴小龙揭开自己内心的伤疤，向网上大v求助、联系媒体曝光豫章书院虐待学生、欺骗家长的同时，他的同学赵一鸣主动找媒体，试图推翻网上关于这所学校的负面言论，挖掘出它积极的一面。
江西南昌的豫章书院近日被推到风口浪尖上。顶着传承百年书院传统的名号，这所民办教育学校建立起一整套完整的“教育改造”体系：国学教育、体力劳动、犯错体罚，甚至还有一套类似古代监察的管理办法。从校长到老师，甚至到学生，不同管理级别的人有着不同的权限，还有一系列的处罚上报程序。
矛盾撕扯着跟这所学校相关的每个人。有人对此深恶痛绝，有人却觉得理所当然。站在书院的权力链条不同位置中，他们的价值观，受到了其他立场的人的猛烈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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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岁的裴小龙一直在找机会将豫章书院的事“捅出去”，2016年，这个少年曾被家人以旅游的名义带到南昌，在书院里度过了3个月。
这大概是他一生中最难熬的时光。回家之后，裴小龙连续三天几乎没睡着。在书院住宿舍时，一睁眼就是上铺的床板，他几次睁眼，都觉得看到了家里天花板上的吊灯，但真的回了家，又觉得不真切，“睁眼几次都觉得好像是床板”。他不敢睡，怕一觉醒来之后就又回到书院里去。
2016年7月，裴母带着儿子来到南昌旅游。之前，裴小龙已经因为抑郁症在家休学两年。
登完了庐山，母子坐上一辆车，被拉到南昌市区附近一个村里。
“我在网上查的这个学校，当时，大连还有另外一个学生也在这里，她母亲说没问题，这里挺好的。”裴母说。
儿子的表现让她心急。成绩不好还能接受，但裴小龙情况严重，去补习班的路上，他会抗拒地拉住广告牌，一步不愿挪动;到后来，索性不说话不交朋友。她想找个能做心理治疗的地方给儿子治一治。
豫章书院的招生人员在询问了裴小龙的情况之后，向她保证，“没问题，你把孩子送来吧。”
学费半年3万元，裴母没有犹豫就交了。之后，裴小龙就被拉到一个单独的房间里。他害怕了，大喊，你们干什么?他想跑，想找母亲，但四五个人拦住了他，跟他说，有手续。没等他弄明白什么手续，门就关上了。
裴小龙在里面呆了七天，从一开始的愤怒、想逃离，到后来的恐惧、屈服、崩溃，足以让他理解到这里的意义：他是被送进来“改造”的。
小屋叫做烦闷室。从烦闷室出来后，他开始了三个月的书院生活。在豫章书院，学生每天五点半就要起床，晨读，吃饭，开始一天的学习和训练。2016年，豫章书院改建教室，学生还要负责搬砖搬水泥。
相较于劳动和难以入口的伙食，更让他难以忍受的是体罚。豫章书院有着一系列的惩罚措施，稍不注意就会犯错，轻微的错误会被处以打戒尺，重的错误就会招来“龙鞭”。
进去半个多月后，父亲有一次去长沙出差，专门绕道去南昌看他。学校却不让他进门，理由是不到一个月不能看。“我跟学校说，他爸爸大老远去一趟，就让他们见见吧，求了半天才见到。”裴母说。一见到惊惶消瘦的儿子，父子俩抱头痛哭。
裴小龙求父亲带他出去，但父亲拒绝了。面对着老师，他不敢叙述自己的遭遇，直到从书院里出来。2017年10月，他在知乎上看到一位名叫“温柔”的网友，写帖子声讨龙华中学砸碎学生手机。裴小龙决定向温柔揭发豫章书院。
他花了3个小时，在qq上列举了自己在书院里遭受的虐待，包括为求解脱而自杀。帖子一出，迅速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这时，距离他离开豫章书院已经过去一年多。在里面他天天想家，出来之后，他却几乎再没回家住。
山长、教官和学长
来自包头的赵一鸣是自己选择进豫章书院的，理由是学不进去了，想找个地方静一静。在裴小龙揭发豫章书院的事情发酵之后，这个17岁的男生主动找到媒体，试图为豫章书院正名。
“当初选择豫章书院，就是因为它的环境。”赵一鸣说，“很多人都说书院体罚学生，但其实有很多教化的课程。会请大师来上课。”
在豫章书院之前的官网上，曾经挂出好几个嘉宾、教授，似是为书院加持分量。深一度致电其中一位嘉宾：江西师范大学的胡青教授。胡青称，豫章书院的工作分为两项，一是办学，二是搞学术研究，研究是研究豫章书院与其他书院的问题，“我跟他们办学没有关系。”
南昌市前市长李豆罗挂名名誉山长。李豆罗没有否认，他说，2011年前后，豫章书院请他做名誉山长，他同意挂个名。“我说为了南昌的发展，好好搞，我支持。”李豆罗说。唯一的交集，是有一次豫章书院组织学生去他所在乡下农场，搞了个实践参观活动。
多名学生指出，赵一鸣的家人可能是豫章书院的股东，赵一鸣否认了这种说法，但毫无疑问，他是为数不多的进校后没被关烦闷室的学生。并在开学3个月后，顺利当上学生议员。
在豫章书院，层级之间权限清晰。山长吴军豹是书院的最高管理者，在山长之下，是男、女分校的副校长。
平时，两校学生一起上课，分开住宿。不过即便是上课，男生和女生之间也隔着“银河”，各坐一边，互相之间不能说话传纸条，否则有可能招致最严厉的惩罚——打龙鞭。
副校长之下是“教学中心”，教官和老师都是管理人员。往下，就是学生群体的管理层。男校和女校各有一名“学长”，是学生中的最高级别的干部，下一级称为“议员”，男女校分别有两到三名，他们掌握着学校最基础、也是运用最广泛的权力——记“戒尺”：议员和学长观察哪名学生违纪，就可以记上一笔，少了就是两三戒尺，多了就十几戒尺。
再往下就是班长和寝室长。“寝室长还比班长的权力大些，”裴小龙当过寝室长，他告诉深一度，寝室长有权力让同学趴在地上做俯卧撑，“没人敢反抗，反抗的话，寝室长可以跟议员或者学长告状，说他不服从管教。”
在豫章书院，“服从管教”是首要学会的规矩。“你不违反校规，没有人打你。”赵一鸣说。
他发自内心地认同豫章书院的管理方式，也认为其规则合情合理。在他看来，在公立学校受到的歧视和侮辱，比在书院更甚。
作为体育生，赵一鸣在公立学校的待遇，比好学生差多了。“我们每天一早训练，在比赛上拿奖，却很难得到夸奖，最多校长提一两句。而那些学习成绩好的，就各种表彰。”他说。
让他记忆深刻的是英语课，老师让没背会课文的学生站成一排，挨个儿抽。“在豫章(书院)，至少你挨打是因为违反规矩，不服管教，因为生活、品格上的事，但在学校，仅仅因为学习成绩不好就挨打。”
赵一鸣还喜欢劳动，提到搬砖，别的学生都叫苦不迭，但他觉得很充实。“你让我上课我听不进去，就搬搬砖，劳动也挺好的。”他说。当上议员不久，他就再升一级，成为了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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