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超期羁押第一案”审八年未结案

——唐山两级法院、检察院违法办案难纠正

　　河北省唐山市李富利职务犯罪案件，从2006年开始办理至今，已经长达8年，但依然没有审结。案件经历一次次“一审-二审-再审”，河北省高院、唐山中院、路北区法院反腐推诿扯皮，导致案件长期审而不结，成为河北超期羁押第一案。最为荒唐的是，路北区法院尚未审理完毕之时，唐山中院对此案“一案两审”，成为全国罕见的一案两审案例。

　　就在办案过程中，唐山市两级法院的推诿扯皮、枉法裁判没有得到纠正的同时，唐山市两级检察院更是将造假、违法办案发挥到极致，案件是否能经得住检验，已经成为一个很大问题。

　　中国律师界泰斗——年已8旬的张思之律师为李富利做无罪辩护，严正指出了这起案件的一系列违法之处，张思之律师指出，本案的犯罪指控，全然失实，不论存在着什么背景，都不能成立。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伟大部署，能否公正、公开、依法审理李富利案，成为检验唐山市两级法院、检察院是否落实党中央精神的试金石。这起河北省超期羁押第一案究竟是何情况，记者近日进行了深入调查采访。

　　犯罪主体是否成立存重大疑问

　　李富利，今年55岁，曾担任唐山钢铁集团金恒实业发展总公司环保设备厂厂长。唐山钢铁集团金恒实业发展总公司是一家集体所有制企业。2002年2月，李富利被聘为环保设备厂厂长，2005年，他又被聘任为金恒实业发展总公司总经理助理兼环保设备厂厂长。

　　2006年4月，李富利突然被唐山市路北区检察院抓捕，原因是他涉嫌职务侵占罪、受贿罪、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检察院作为侦查机关抓捕嫌疑人，说明嫌疑人身份应为国家工作人员。但李富利的家人及多名辩护律师均指出，路北区检察院在办案之初就犯了一个极大错误，即搞错了李富利的主体身份。

　　李富利的家人和律师指出，在案证据“金恒劳人字(2006)8号”文件，金恒向唐钢备案，也只是证明着他们两家的某种在法律上得不到支持的“挂靠”关系，不能证明人事关系上的隶属。聘任的职员，按照唐钢集团的《厂处级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规定》第32条，即使被任为领导干部，也不等于就有了“公职”。统观李富利的历史，从无公务人员的任命可言。

　　根据刑法第九十三条二款，只有国有公司、企业“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从事公务的人员，才得以“国家工作人员”论。金恒不是国有企业，有营业执照可证。它也不是国有企业的子公司或分支机构。“委派”与“聘任”是两个并不相同的概念。后者仅仅是雇用或者选用人员的方式，即使“聘任”了某一职务，如未“委派”从事具体“公务”，仍然不能视为国家工作人员。

　　唐山检方被指打击报复证人、制造虚假证据

　　在办案过程中，嫌疑人主体身份还未明确之时，办案的路北区检察院开始了“疯狂”的办案之路。多名曾经出面为李富利作证，证明其没有相关犯罪事实的证人介绍，当他们出面作证后，很快就被唐山市警方抓捕，罪名是伪证罪。很多人也都因此被判刑，路北区检察院的办案人员威胁这些证人称，再给李富利说话，就判实刑。只要不给他作证，立刻取保候审，最终还能判缓刑。在路北区检察院的强大压力之下，很多证人只能退出。

　　然而，依然有一些证人冲破路北区检察院的高压和威胁，用另一种方式替李富利说了公道话。曾在环保设备厂担任财务人员的吴丽(化名)告诉记者，她想尽办法离开唐山，到了天津。她和律师一起前往天津市和平区公证处，接受了律师的询问。吴丽说，李富利被抓后，路北区检察院的办案人员就找到了她，要求她提供环保设备厂的账目，除了晃了一下工作证，没有出示其他任何法律手续。

　　随后的几天内，路北区检察院的办案人员多次找吴丽谈话，并要求她按照他们说的方式做账。一名办案人员竟然称，要重新找一些空白账单来填写，要求重新做账。随后，办案人员为凑齐一些指控李富利的金额，还让吴丽想办法凑数。吴丽向律师叙述了检察院逼她做假账，以陷害李富利的过程。最终，这份律师与吴丽的询问记录被天津市和平区公证处公证，成为具备法律效力的证言。路北区检察院违法办案，欲故意指控李富利的证据被固定下来。

　　更为荒谬的是，除了找来专业人员做假账，路北区检察院的办案人员直接上阵，炮制出一本本假账，用以构陷李富利。记者在该案案卷中的检方证据里发现了多本账册，这些账册的记账方式可笑至极。前面是11月1日的来往明细，紧接着又变成10月20日的，随后直接跳到了12月17日，然后又跟着到了11月27日。多名专业财务人士明确指出，这种记账方式荒唐至极，按照时间顺序记账是一个基本的财务常识。既然这些账目是检方提供，任何一个专业财务人员都不会这样记账。那么势必是检察院做了手脚，而检察院的人员不懂财务知识，按照他们想要的意图去篡改账目，才会闹出这样的笑话。

　　唐山两级法院踢皮球致案件审而不结

　　就在诸多疑问难以解开之时，李富利还是被路北区检察院提起了公诉。经过8个月的调查，2006年12月20日，路北区检察院向路北区法院提起诉讼，指控李富利犯有职务侵占罪、受贿罪、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但就在开庭前，路北区法院就对这起案件提出了严重的疑问，并向路北区检察院发出撤诉建议函。

　　该撤诉建议函称，有几个问题必须明确，因此将案件退回补充侦查。首先，李富利的犯罪主体问题需要进一步核实。第二，李富利所涉及的发放红包等费用问题，需要进一步核实。第三，检方是否违法办案问，需要进一步核实。由此可见，早在办案之初，路北区法院就已经发现了该案的问题所在。但这一切没有阻止住路北区检察院的疯狂，起初公正、依法办事的路北区法院也没有守住公正这个底线。

　　经过审理，路北区法院于2007年3月2日做出判决，认定李富利的三个罪名成立，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李富利不服，提出上诉。2007年5月，唐山市中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富利依然不服判决，向河北省高院提出申诉，河北省高院与2009年12月做出再审决定，指令唐山市中院再审。

　　唐山市中院再审后，于2011年11月做出判决，驳回申诉，维持原判。李富利不服，再次提出再审申请，河北省高院于2012年11月做出再审决定书，再次指令唐山市中院再审。2013年7月，唐山市中院做出判决，撤销之前的判决，将案件发回路北区法院重审。

　　2014年1月，路北区法院做出判决，认定李富利的罪名成立，但将刑期减为10年。李富利仍然不服，第五次提出上诉。2014年6月，唐山市中院做出判决，认为事实不清，再次将案件发回路北区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