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权登记“造假” 谁该承担刑责?
榆林市榆阳区林业局局长或涉嫌渎职 引发群访事件
土地整理开发项目,引爆了村民的矛盾。随着矛盾不断发酵,一系列林改内幕被揭开,事件回放到2008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一场自上而下的惠民政策,不曾想成为矛盾爆发的根本原因。林权登记签名造假,林地划分权属争议不断,昌汉敖包村的村民陷入了一个圈套。村支书边阜强被指借林改之机谋取私利,并得到乡政府的默许。补浪河乡政府参与造假榆阳区林业局监管缺位,官员之间相互推诿,抗议之声弥漫了整个村庄,却被称为是一个“普遍”问题……
林权登记签字“造假”
昌汉敖包村,分9个村民小组,现有居民400多户。在这里,村主任如同虚设,村书记边阜强一人独大。村民没有知情权,如果不是1.5万亩土地整理开发项目的动工及赔偿引发争议,村民至今都蒙在鼓里。因土地权属争议问题,矛盾爆发于2012年, 多次上访无果,1组2组6组9组村民阻止土地暂停开发施工,四十多辆车、200多村民,反被8组村民围堵在施工现场禁止出入长达13天之久(2013.4.21号—2013.5.4号)在此期间两次焚烧被困群众的帐篷,2013.5.7边阜强伙同乡党委副书记乔少波和派出所诱骗扣留4个人,强迫百姓都要签字画押不再上访,否则不放人还要抓人。
“林草地归集体所有,为何补偿款只给了八组村民?”村民事后才得知,近14万亩林草地早在2008年便已经划分,也早已通过林权登记进行确权,蹊跷的是,在此之前,林权登记证一直由乡政府保存,村民从未见过。
而对于六年前的林权划分,原2组生产队队长邢子明、原9组生产队队长吴世珍,依稀记得“有那么回事儿”。邢子明告诉记者,“村书记曾经召集全村9个小组的生产队长开会,说是要丈量林地……”而对于林地如何划分的问题,两位生产队长都表示,村书记并没有传达到位。在村民眼中,林地就这样稀里糊涂得被划分了。统计数据显示,5组村民人均亩数达340.6亩,与反映强烈的2组9组人均亩数31.9相比,多达10倍。
除了人均亩数相差悬殊,村民还反映林改的受害者掉进了一个事先设计好的圈套。按照“谁造林、谁管护、权属归谁所有”确定林地权属的原则,2组9组,种植40年的2500亩公益林,却在2008年林改确权之时,划到了1组6组名下。出现了林是二九组造,林权属于1组6组的尴尬局面,导致双方矛盾不断,而双方恰好是2008林改的“受害者”,边阜强和乡政府以有争议为名,公益林补偿款扣住,到现在仍未发,而十几万亩的林草争议地、公益林补偿款早已发放也不误开发,到现在才知道远不止1.5万亩而是2.7万亩。
《国家林业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林权登记发证管理工作的通知》(下文称《通知》)对林权登记发证工作的申请人及申请材料要求非常严格,在村民不知情、生产队长未签字的情况下,林权证是如何发放的?昌汉敖包村主任李子荣,透露了其中的内情。李子荣告诉鲲鹏社记者,“当时村书记和乡政府要求签字,把我跟会计刘国兵叫过去,让我们代签……
村民知道真相之后,从2012年至今,一直不间断反映这种不公平的暗箱操作。“我们组除了宅基地,公益林地也被送人,没有分给我们其他林草地,子孙后代怎么办?”边长宽向记者道出了他们的不满和担忧。而乡政府的态度与处理意见,引发了新一轮的信任危机。
乡政府“遵循历史传统”惹质疑
2012年8月25日,榆阳区补浪河乡人民政府做出了“重点信访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并抄送榆阳区政府办公室、区林业局等单位。此后,昌汉敖包村村民反映的林权登记造假问题,便以此“处理意见”作为解决问题是依据。而这一“报告”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甚至暴露出“调查再造假”的质疑。
据了解,2012年8月24日,区委常委、区人武部政委杨伟才、区信访局局长高万祥、区畜牧兽医局副局长高怀明和乡党委书记陈虎平、乡长贺志军副书记乔少波等区乡领导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解决信访群众所反映的焦点问题。
昌汉敖包村各小组之间的界限在上世纪60年代进行过划分,传统界限自然形成,在群众中得到认可,约定俗成,并且一直是近50年来组与组之间处理各种纠纷问题的依据,沿用至今。且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时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权属确认,林改结果受到了法律的保护。所以乡党委、政府建议应当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依据,尊重传统界限,保持历史原貌。”这是针对群众反映问题,乡政府给出的最终结果。
为何没有触及到林权登记造假的核心问题?”村民提出疑问,“这份处理意见,一直为林改时任乡政府领导、村书记边阜强如此划分林权寻找理由,而这个理由我们并不认可。”边长宽说,既然是划分又怎么是自然形成?而实际情况 是从解放到80年代的提法是土地属国家所有,谁敢大规模划分土地?那是要掉脑袋的,是根本不存在的事实,况且60年代的领导人王世录现在还健在,他说“从未划分过”。80年代全村的大草原和现在依然全村统一合算(包括拉电、修路、各种摊派等等)历史为何不尊循?明知是假林权证,还要拼命的维护其所谓的合法权益是为何故?
王世福,现年78岁,从1958年,当了23年的生产队队长,他属于三队人,也是在08年林改中的既得利益者。王世福告诉记者,“我作为三队人,今天要说句公道话,这样划分对一队二队(现在的1组6组、2组9组)太不公平!大队只分了村庄地和林地,其他荒地从没分过,村主任太无能,书记就把地都划到他们那边去了……”乡政府副书记乔少波曾经针对此事进行调查,王世福当时也是这样回答的。经记者走访,白振旺、王世禄等多名老干部均表示从未划分过荒地。
老干部们的回答,没有一个字在乡政府的“处理意见”中体现出来,不知是刻意“隐瞒”还是另有隐情。2014年7月7日,补浪河乡副乡长杭建忠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这份调查有做得不太细致的地方……”,对于林权登记签名造假的指控,受访人称,“村书记提供的会议记录,证明林改时都通知到位,并且经村民同意”。而针对2500亩的争议问题,人大主席吴宾雁告诉记者,“公益林款30%归1组6组,70%归2组9组。”而这样的处理结果,并没有得到群众的认可。对乡政府处理问题的极度不信任,村民代表于2013年至陕西省信访局反映问题,被告知到榆阳区人民政府。至今,村民从未听到过“好消息”,蹊跷的是,作为林权登记主管部门的榆林市榆阳区林业局,在整个事件中噤声了。
榆阳区林业局监管缺位 局长朱喜堂被指渎职?
作为林业主管部门,村民至今没有听到榆阳区林业局对此事的意见和看法,整个事件中,林业局充当了“听汇报”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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