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书商桂敏海现身讲述所谓“失踪”真相 揭其被瑞典政府“当棋子操弄”

　　【环球时报记者 白云怡】2月9日下午，瑞典籍香港书商桂敏海在浙江宁波市公安局看守所露面并接受媒体采访。据桂敏海表示，此次采访系由其本人主动向办案机关提出，以便澄清“事情经过和真相”。

桂敏海9日露面接受媒体采访

　　此前，桂敏海曾被传“在就医路上被中国警方掳走”、“被消失，下落不明”。但桂敏海9日对《环球时报》等境内外媒体表示，自己此前前往北京是为了在瑞典驻华大使馆的安排下与“一名美国基金会人员”会面，并“伺机出境”。

　　“现在回过头来想，实际上我成了瑞典人的棋子。”在采访期间，桂敏海多次控诉瑞典政府对其进行“鼓动”、“诱惑”，导致其再度触犯中国法律。据中国公安机关通报，目前桂敏海因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被羁押在宁波市公安局看守所。

桂敏海9日露面接受媒体采访

　　前往北京并非“治病”，而是被安排“见人“并“伺机出境”

　　据法新社此前报道，桂敏海女儿安吉拉称，其父1月20日在两名瑞典外交官的陪同下从宁波搭乘火车前往北京途中，被多名中方便衣警员强行带走。她称，桂敏海此行前往北京是为了“接受一名瑞典医生的检查”，治疗其所出现的“渐冻人症”，但在火车驶近北京时，约10名便衣登上车厢将其带走，此后杳无音信。据称，桂敏海被带走时，两名瑞典外交官都在场。

　　但这个版本却和桂敏海9日对媒体介绍的情况有很大差距。桂敏海称，瑞典政府为他提供的方案是，“以看病为名”，先到瑞典驻北京大使馆，再“伺机出境回瑞典”，“瑞典方面没有跟我讲到北京看病的具体情况，只跟我说到北京的大使馆后要面见一个瑞典的汉学家，还有一个美国基金会的人员。”这名瑞典籍香港书商称，今年1月20日，两名瑞典外交人员开着领事馆的车将其悄悄从宁波接至上海，并转乘动车前往北京，“在路途上他们要求我不要下车，以免引起别人的注意”。桂敏海称，随后他在动车上被宁波公安机关带回。

　　另据中国公安机关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1月20日上午8时左右，桂敏海离开宁波，到上海虹桥火车站，随后乘坐中午11时10分G126次高铁前往北京。此行途中，桂敏海携带了多份涉及国家秘密情报资料。此前，宁波公安机关已发现其有涉嫌从事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在桂敏海前往北京途中，公安机关曾多次联系桂本人，要求其返回接受调查，“但现场陪同的外籍人员要求桂不配合”。因此，当G126次高铁在济南西站停留期间，公安人员依法将其带离列车，以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对桂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

　　据媒体公开报道，2017年10月17日，桂敏海交通肇事罪刑满释放，但其涉及其中的另一案件——涉嫌非法经营犯罪一案——仍在侦查，尚未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被判处刑罚尚未执行完毕或者属于刑事案件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外国公民不准出境。2017年10月16日，桂本人亦曾承诺，“不擅自离开宁波，如要离开宁波，会及时向办案单位报告自己的去向。”

桂敏海9日露面接受媒体采访

　　瑞典持续“鼓动唆使” 桂称不愿被利用想放弃国籍

　　在桂敏海被中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后，瑞典多名高官曾以中国“违规粗暴干涉领事工作”为由对中方进行严厉指责。据英国《卫报》6日报道，瑞典外交部长瓦尔斯特伦于5日发表声明称，桂敏海持续被拘“事态严重”，并指责中方对桂敏海和两名瑞典外交官的行为是“粗暴干涉”，违反了领事协助的基本国际规则。“我们要求(中方)让我们的公民跟瑞典外交与医务人员见面，并且获释以便和他的女儿、家人团聚”。“该声明意味着瑞典自2015年桂第一次失踪后对该案保持的审慎态度有明显升级”，《卫报》评论称。

　　但9日桂敏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却多次表现出对瑞典政府的不满，认为瑞典政府是在对其进行“炒作”、“利用”，并最终导致他再度陷入牢狱之灾。他表示，自其2017年10月被释放后，瑞典方面几乎每天都要和他联系，“在明知我有一个非法经营案还没了结、依法不能出境的前提下，还是不停鼓动和唆使我回瑞典”。桂敏海称，瑞典领馆人员曾悄悄来到宁波，为其提供了多套方案，并多次表示他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

桂敏海写给瑞典驻华大使林戴安的亲笔信

　　在《环球时报》得到的一份桂敏海亲笔写给瑞典驻华大使林戴安的信件中，记者看到，桂敏海称，在2017年10月17日其被释放之后，瑞典政府曾不断“催促”他、“诱惑”他，为其“编织梦景”，促其尽快返回瑞典。“你们如此把我推到风口浪尖上，既是对我的生命健康严重的不负责任，也使我在无形中成了你们的棋子。”桂敏海在信件中写道，“我再次过上了囚徒的生活，从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拜瑞典政府和你所赐。”记者注意到，该信件的落款日期为今年1月27日。

　　桂敏海称，他认为瑞典政府在此时对自己展现出高度关注或许是源于瑞典国内的政治交锋。“我在瑞典时，瑞典政府从未对我有特殊关注，我作为瑞典人也并没有被特别认同过。但在我投案自首并开始服刑后，瑞典政府开始对我有特殊关注，尤其是这一次，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关注我，还是在利用我这件事情。我的判断是，2018年是瑞典的大选年，我的事情对于瑞典某些政治人物来说，也许对他们在大选年中的一些政治活动会有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