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她的是一段残酷的性别扭转治疗，包括注射、电击、限制人身自由。

跨性别，指性别认同异于原生性别的人。

朱亦今年的生日愿望是，变成一个女孩子。

临近寒假，刚满18岁的她，下课后匆匆打车去买了一个水果蛋糕回教室。朱亦的班主任和室友在黑暗中围着蛋糕，等待朱亦许下愿望、吹熄蜡烛的那一刻。

他们并非对朱亦那个未说出口的生日愿望一无所知。大约两年前，她先是告知了家长，而后在社交平台上“出柜”，宣布自己的“跨性别”身份。

跨性别，指性别认同异于原生性别的人。这意味着，朱亦并不认同自己身份证上的那个“男”，而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女孩子。

就在朱亦出柜的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第11版《国际疾病分类》（ICD-11），将“性别认同障碍/性别焦虑”（中文又称“易性症”）从“精神障碍”部分除名。同年，我国卫健委印发ICD-11，要求积极推进ICD-11中文版全面使用。

18岁的朱亦希望变得更自信、更可爱。但最终，她所有寒假的学习和旅行计划都未能成行，等待她的是一段残酷的性别扭转治疗，包括注射、电击、限制人身自由，等等。

她从未想过这些事情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而主导者是自己的母亲。

“我只是个得了‘雄化症’的女孩”

朱亦出生在山东的一个传统家庭，父亲早年去世了，经商的母亲独自抚养朱亦和妹妹二人。在记忆里，她幼儿园时期就喜欢看女孩看的动画片，用粉色的书包、粉色的文具，“被人问到长大想干什么，我都会说想当魔法少女”。

儿时这些话只是被大人视为童言无忌。小学后，她依旧性格柔弱，“经常哭，像个女生”，因此时常被父亲责打、被班主任体罚。从一次又一次的规训中，她知道了什么是“正确”与禁忌，学会压抑自己，并像别人眼中的正常男孩一样增大食量、努力运动，“求生欲让我明白，装成男的是对的”。

回想起来，她一直有想要变成女生的倾向，但就连面对自己都无法坦诚。同时，她开始真切地察觉到自己对男孩的情愫、对女装的喜爱，以及对自己男性身体的厌恶。她初二开始患上抑郁症，而后病情加重，常流泪至深夜，反复纠结“假如我出生就是女孩子，那该有多好”。她多次去做心理咨询，但心理咨询师也未察觉到这是性别焦虑。

朱亦开始自残，甚至曾试图服药自杀。那时父亲已经过世，家人关心她的身体状况，但并未深究她自残的原因，以为只是青春期的焦虑和抑郁，过了就好了。

朱亦的痛苦并不是跨性别群体中的个例。根据北京同志中心、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共同发起的《2017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况调查》，2060份有效问卷显示，将近67.6%的受访者曾经强烈厌恶自己的生理性别，72.8%对青春期发育有过强烈痛苦与焦虑。

转机出现在高中。一线城市国际学校的开放风气让她有了性别平等、勇敢表达的观念，同时压抑之下她的抑郁情绪愈发严重。2018年，她宣布“出柜”了，成为学校里唯一一个公开身份的跨性别者。年轻而观念开放的老师、友好的同学，以及教学区两个独立的无性别卫生间，大大减少了她作为跨性别者在生活上的阻力。她感到被尊重、理解和支持，医院抑郁测试的结果表明，她的抑郁症由中度转为轻度。

朱亦开始相信，她只是一个得了“雄化症”的女孩子，“相信最终我的雄化症会被治好的”。

朱亦母亲给她发的短信，希望她“悔过”。

注射和禁足

对于孩子的性别表达，朱亦母亲起初不置可否，甚至偶尔表现出支持的态度。但是，情况在2019年下半年发生了转变。妈妈开始联系僧人给朱亦的房间“调风水”；向亲戚们控诉朱亦有多么“不正常”；今年寒假开始后，妈妈终于要求朱亦去一家当地的私立中医院进行“性别扭转治疗”。

性别扭转治疗，通常指对跨性别者进行强制扭转治疗，以解决跨性别者不符合原生性别认同或性取向问题的治疗。

朱亦曾离家出走，但都被妈妈找到“押送”回家，并送到私人诊所里接受治疗。每日的“治疗”包括注射三瓶中药注射剂。后来，又换成了“脑循环治疗”，即使用仪器在手腕上轻微电击、在头部周围不断震动。

有一天，一位医生走过来，对朱亦吼道“你是男的女的？”“你还不知道自己有病吗？啊？”持续的指责和斥骂让朱亦情绪崩溃。

趁大人们不注意，朱亦用手机向朋友发了求助信息，朋友为她发布了求助微博。

从下午到夜幕降临，朱亦在医生的羞辱、威胁和恐吓中度过。当晚，母亲在医院旁边的宾馆开了一个套间，安排朱亦和一个“壮汉”同住一个房间。次日，求助微博的转发数达到4000多次，警察和当地的社工志愿者找上了门。宾馆不再让他们住进来，中医院也拒绝了朱亦母亲继续治疗的请求。

母亲和“姐姐”们

“朱亦妈妈的情况算是（跨儿家长中）很少见的。”北京回龙观医院主任医师、性心理学家邸晓兰告诉《中国慈善家》，她曾在今年6月接诊过朱亦，并劝说朱亦母亲接纳孩子的性别认同。在她的接诊经验中，一部分家长在受引导、劝说后能够理解、支持孩子，还有一部分家长会选择回避问题、不加谈论，但强制孩子进行性别认同扭转的只是少数。

邸晓兰说，自2018年回龙观医院设立两性心理门诊以来，她每年接诊跨性别者约有100位，年龄主要分布在18至30岁。

作为从业三十余年的性心理学家，邸晓兰认为，比起二十年前，如今跨性别者的自我接纳情况好了许多，同龄人也相对能够理解，“主要的问题在于家长”。

2019年，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和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两位学者在美国《家庭心理学报》发表的文章指出，相比于社区和朋友的支持，来自家庭的支持更能够显著改善跨性别者的心理健康，尤其是对于降低跨性别者抑郁和自杀的风险尤为有效。

与之相对的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6发布的《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显示，家庭中的歧视发生率最高，其次是学校。在28454份有效问卷中，超过一半的性少数受访者表示他们曾由于自己的性倾向、性别认同或性别表达而被家人不公平对待或歧视。《2017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况调查》表明，1640位可能或确定被父母或监护人知道身份的受访者中，遭到“强制进行扭转治疗”的比例为11.9%。

比起母亲，朱亦感觉到“姐姐”更像自己的家人。“姐姐”和朱亦一样也是一位跨性别女性。她们在网络上结识，朱亦今年离家出走，投奔的就是“姐姐”所在的城市。

在同住的两个月里，“姐姐”每天晚上都会摸着朱亦的头，温柔地鼓励她。朱亦自小有说话口吃的毛病，特别是在母亲面前。而和“姐姐”相处的过程中，这个毛病同抑郁情绪一起神奇地减缓了。

帮助朱亦的不只一个“姐姐”。核桃是LGBT公益组织北京同志中心跨性别部门下“个案小组”的负责人。今年4月，通过微博得知朱亦被迫接受“扭转治疗”之后，她迅速集结了十几个跨性别社群的伙伴，商讨如何“救出”朱亦，并协同另一家LGBT公益组织“同语”以及朱亦家乡当地的社工组织一起达成了目标。在那之后，“个案小组”长期为朱亦提供法律援助、连续陪伴、自杀干预、家长科普教育等支持。

朱亦离家出走后与“姐姐”在一起，她觉得“姐姐”更像自己的家人。

除“个案小组”，北京同志中心跨性别部门还设有跨性别热线、跨儿空间等服务项目，并和医学界、法律界、媒体界保持联络，普及性别多元意识、倡导跨性别去病理化。跨性别部门负责人Sachi告诉《中国慈善家》，国内的LGBT公益组织有六、七十家，且集中在一、二线城市。

高中前一直在三线城市生活的朱亦从13岁开始为性别问题而焦虑，可是直到今年她才了解，国内也有LGBT的社群组织可以为她提供支持。

小齐与朱亦同龄，是一位跨性别男性。自初中起，他就目睹班里的男生因为较为女性化的气质而受到同龄人的欺负。作为班长的他常“出手相救”，但是也常常感到害怕——一旦别人知道了他的不一样，等待他的会不会是相同的困境？后来自己的性别认同逐渐明晰，但中学时代，他始终不愿意在学校里“出柜”。

中华女子学院教授刘明辉在2018年发布的研究称，国内缺乏禁止校园歧视和暴力的条款，以及将多元性别知识纳入教材的规定，导致校园存在对跨性别者的歧视和欺凌等现象，部分跨性别者因此辍学。

现实困境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于2016年成立“易性症综合诊疗团队”，据该团队成员、整形外科副主任医师潘柏林介绍，该团队集结了心理咨询科、内分泌科、整形外科、耳鼻喉科、男科等科室的医生，每周接诊跨性别者10至20位，年龄在15至30岁居多。

基于世界跨性别健康专业协会的指南，该团队总结出一套针对跨性别者的序列治疗步骤，也称“性别工程”，分为心理咨询服务、激素治疗和性别重置手术三个阶段。而无论哪一个步骤，目的都在于帮助跨性别者实现他们的性别认同，缓解他们的性别焦虑状况。

关于激素治疗，国内有经验的医院、医生很少，跨性别者缺乏医生的专业指导。

潘柏林告诉《中国慈善家》，国内的跨性别者医疗照护起步较晚，团队在对相关方案进行本土化的过程中作出了一些改变。比如前期的心理咨询服务，父母宣教的部分有必要加重。而关于激素治疗，国内有相关经验的医院、医生比较少，“寥寥无几，几乎没有”，跨性别者往往只能利用网络途径购买，缺乏医生的专业指导，安全性相对较低。

关于激素的副作用，潘柏林表示跨性别者只需定期到医院复诊，有状况及时处理，风险即可降到最低，“如果没有用激素的希望，内心焦虑、抑郁，引起的伤害可能远比激素的副作用要大”。

对于医生来说，对医疗纠纷的顾虑也是他们不愿为跨性别者开具激素的重要原因。跨性别者的父母可能会反对或者质疑医生的决定，导致医生“不太敢蹚这个水”。潘柏林就遇到过跨儿家长恐吓、投诉的状况。

邸晓兰则直言，国内缺乏相关的政策、指南，一旦医生开具激素后跨儿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医生可能就要负法律责任。

第11版《国际疾病分类》将于2022年生效。目前，跨性别者要做性别重置手术仍然需要去医院精神科开具“易性症”证明，条件包括有父母的知情同意书、单位或社区出具的证明、派出所开具的无犯罪证明等，并需要年满20岁。刘明辉的研究称，“这与《民法通则》规定的年满18岁即属于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成年人）相悖。要求提交‘无在案犯罪记录证明’的规定存在‘犯罪前科歧视’。”

对于为跨性别者开具“易性症”证明，邸晓兰对其合理性提出质疑，“这不属于精神科疾病，就像一个人去垫鼻子整容，是他自己的事，不需要精神科证明。”而根据刘明辉的研究，中国的法律并未禁止对跨性别者性别认同及表达的强制矫治行为。她在《中国妇女报》发文称：“现实中存在的使用电击等扭转治疗手段伤害跨性别者身心的现象亟待消除。根据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我们希望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发文，禁止任何机构和个人对跨性别者的强制矫治，禁止心理咨询师损害所有性少数群体的人格尊严。”

朱亦无法原谅母亲对自己的伤害。6月开学后，她的情绪好转了许多，但暑假快到来的时候，母亲又在短信中提到，河北有一家可以做扭转治疗的医院。为此，朱亦又开始日夜忧惧。

如今，她很少回妈妈的短信。有时候，妈妈在短信里会说，“妈妈爱你”。这让朱亦的心情五味杂陈，她不确定自己还会不会回复，“我也爱你”。